2024年春，江苏某建筑公司老板刘志远因涉嫌妨害作证罪被立案侦查。案情源于一起工地工伤事故：工人王某摔伤后，刘志远被指让安全员李某修改证言，谎称王某系"违规操作"。检察机关指控其以威胁、利诱手段妨害司法公正，建议量刑1-2年。辩护律师赵敏第一次会见时，刘志远拍着桌子喊冤："我就是让李某把事实说清楚，怎么就成了妨害作证？"
证据溯源：还原证言形成的真实过程
赵敏团队首先将突破口放在证言的形成时间线上。通过调取工地监控录像和李某的通话记录，他们发现一个关键细节：李某修改证言的时间是在事故发生后第三天，而刘志远在第二天就已被公司派往外地开会，有酒店入住记录和同事证言佐证其无接触李某的可能。更重要的是，李某最初的证言存在多处矛盾——既说王某"未系安全带"，又承认"现场安全绳配备不足"。
根据《刑法》第307条，妨害作证罪要求行为人实施了"以暴力、威胁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"的行为。赵敏敏锐地意识到，本案的核心在于"指使"行为是否存在。她申请调取李某的银行流水和微信聊天记录，发现李某修改证言前后，其账户无异常资金往来，与刘志远的聊天记录也仅涉及事故善后协商，无任何威胁或利诱内容。
法律辨析：区分"合理沟通"与"妨害作证"
审查起诉阶段，控辩双方围绕"当事人是否有权要求证人如实陈述"展开辩论。检察机关认为，刘志远作为事故责任方，与李某存在利害关系，其与李某的沟通本身就具有"干扰证言"的嫌疑。赵敏则提出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8条，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，当事人要求证人基于事实修正证言，属于合法权利范畴，与"指使作伪证"有着本质区别。
为进一步厘清事实，赵敏申请李某出庭作证。在法庭上，李某当庭承认，修改证言是因为"最初没看清事故细节，后来想起来王某确实系了安全带，只是安全绳卡扣松动"，且这一修正系其主动提出，与刘志远无关。同时，工地监理的证言也证实，事故原因确为安全设施维护不当，而非王某违规操作。
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刑事审判参考案例指出，在刑事案件中，不能简单将当事人与证人的沟通等同于妨害作证，需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意图、沟通内容及客观后果综合判断。对于仅要求证人如实陈述事实的行为，不应认定为犯罪。这一指导精神为本案的辩护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撑。
情理交融：辩护中的责任担当与矛盾化解
赵敏深知，案件的妥善处理不仅需要法律辩护，还需化解事故引发的矛盾。她协助刘志远与王某达成赔偿协议，一次性支付医疗费、误工费等共计86万元，王某对刘志远的行为表示谅解。同时，刘志远主动对工地安全设施进行全面整改，并邀请安全生产部门对公司进行合规培训。
最终，检察机关综合全案证据，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志远实施了妨害作证行为，作出不起诉决定。案件结束后，刘志远感慨道："以前总觉得遇到官司只能认栽，现在才知道，法律既不会放过坏人，也不会冤枉好人。"
这起案件的辩护过程，展现了刑事辩护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中的重要价值。当案件陷入证言迷雾时，辩护律师的职责不仅是站在当事人立场进行抗辩，更要以专业视角探寻真相，区分合法与违法的边界。通过细致的证据溯源、精准的法律辨析以及积极的矛盾化解，让司法裁判既符合法律规定，又兼顾情理考量，这正是刑事辩护维护司法公正的生动实践。
